专访张弘星丨在数字时代，为中国传统图像建立

作者：王韵壹、李英、熊慧卿

采访 / 张茜（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
20世纪初，西方艺术史界空前关注绘画作品的“题材”问题，再现社会文化变迁的“图像志”分析旋即成为视觉研究的重点。以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为代表的图像学家，不仅致力于阐释古典母题的演化，还尤为关注它们在哲学观念中的变异。双重的目标势必也会带来双倍的困难，范景中先生曾对潘氏的努力发出如下感慨：“一位学者背负着沉重的语言矿藏，在长长的晦暗森林中艰苦跋涉时，那是令人感动的”[1]。张弘星博士也给我留下了相同印象。
他早年执教于南京艺术学院，后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求学，现担任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下简写为V&A）中国藏品高级研究员，主持并启动了“中国图像志索引典”（Chinese Iconography Thesaurus，以下简写为CIT）项目。自1993年起，张弘星便决心打造适用于中国图像的分类查询系统，经过20余年的努力，CIT项目的概念、知识框架、研究方法等各方面工作相继成形，为当代数字人文技术和艺术史课题的长期发展孕育了希望。
2019年秋末，张弘星博士携其CIT项目团队与北京OCAT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变化的前沿：图像志文献库的过去与现在”讲座及研讨会。我有幸采访到他，并请他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CIT项目的构建理念、中国艺术图像编目规范的迫切性、受控词表的实施步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述。
2019年秋季CIT正式上线，作为项目主持者，您和您的研究团队曾提道：“期望为博物馆、图书馆与文献库的专业人士创建一套标注准则，提供标准词汇（受控词表[2]），从而提升馆藏文物编目的质量和准确性，促进数字图像跨收藏的信息获取及相互操作。”这是一项极具开创性与学术抱负的事业，可否谈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开展此计划，它最初的契机由何而来？
张弘星：感谢对我们研究团队正在建构的CIT项目的关注。一个特殊的机缘使项目得以启动——在2015年，英国政府数字、文化、媒体及体育部（DCMS）启动了一笔基金，资助英国各大文化艺术机构开展与中国相关的计划。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泰特美术馆、莎士比亚剧院等机构申请并获得了这笔经费，用于组织一系列特展、演出或剧本翻译，并在国内几个城市巡回展出和演出，而我所在的V&A则由我主持创建一个中英双语在线开源图像志标准词汇和档案库。

“中国图像志索引典”网站首页。（网页截图）

为什么我感到有必要做这项基础工作？最直接的原因与目前文博界藏品的数字化有关。以欧美文博机构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可以说正在经历一波又一波的藏品数字化浪潮。只需点击各大博物馆网站上的藏品检索系统以及Artstor、Europeana、Google Arts and Culture这样的艺术品综合平台，人们就可以体验到这场数字革命的巨大体量。数字革命最直接的结果是使我们今天的网络世界充满了海量藏品图像，毫无疑问，它们给专业人员和一般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里，这样的藏品数字化进程还将不断提速。
但是，图像数字化与图像信息的可获取性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后者更多地取决于图像信息的接入点能否满足用户的要求。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的艺术信息专家对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用户需求做过一系列研究。比如，Sara Shatford Layne在200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里指出，人们在使用西方艺术作品图像数据库的过程中，图像题材/母题类问题的查询量高达55%，仅次于对艺术家人名和作品年代的需求，然而绝大多数典藏机构现有的图像信息系统并不支持这类查询。以西方版画素描线上数据库为例，研究者如果聚焦艺术家人名查询，例如“该数据库收录多少张伦勃朗的素描？”这类问题，一般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但是，如果她/他带着题材/母题类问题来查询，好比“该数据库里收录了多少描绘鲁德运动（19世纪英国反抗纺织业工业化的社会运动）的作品？”，结果往往会令人失望。
获取图像题材/母题信息困难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现实：与图书馆的书籍编目传统不同，博物馆对藏品的编目基本规范一般不涉及作品题材/母题。长期以来，博物馆策展人和研究员习惯把“作者”“题目”“年代”“媒材”“尺寸”“描述”视为藏品最重要的信息来引导编目工作。
目前有许多线上藏品图像数据库已经开始设法弥补编目系统的缺陷，最常见的是以技术手段增加全文检索功能作为权宜之计。同时，越来越多的藏品机构意识到，解决图像题材/母题查询困难的长久之计应该是在博物馆藏品编目工作中提倡使用专业受控词汇。一些机构已经在藏品编目系统中创建适用于自身藏品特点的权威档，或者引进以ICONCLASS（Iconographic Classification System）或AA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为代表的知名国际标准，以此输入藏品题材/母题类信息。当下，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的是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博物馆或图像档案中心，如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荷兰国家艺术史研究所（RKD-Netherlands Instituut voor Kunstgeschiedenis）、德国马尔堡艺术图像档案库（Bildarchiv Foto Marburg）。
另外，由于题材/母题信息的录入不仅要求编目员是图像志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且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因此一些数字人文专家也正在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图像识别和语义识别技术进行研究，探索使用机器对题材/母题进行自动编目的前景。
但以上所说的令人鼓舞的进展主要发生在西方艺术研究领域。相比之下，各国与各地区博物馆的中国藏品图像数据库，至今为止仍然缺乏对题材/母题类信息的编目，海内外博物馆负责中国藏品的学者专家对题材类受控词汇的重要性甚至还缺乏必要的认知。目前有几家博物馆正在使用自己编撰的局域受控词汇，但这些词汇有太多的缺陷——词汇量很小、缺乏严谨科学的编撰方法、与其他机构的同类词表或国际规范之间缺乏互联。
此外，现存的国际规范是在欧洲艺术史资料基础上研发出来的，极少包含非西方艺术题材/母题及其语义关系，因此不能适用于非西方题材/母题的编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AAT分类系统中没有“儒家/儒教”这个大类，ICONCLASS中也没有“道家/道教”这个范畴，但熟悉中国艺术的人都知道这两种宗教和哲学对于中国图像传统是何等的重要。
因此，在CIT项目酝酿阶段，我感到如果想要真正推进中国视觉文化传统中题材/母题的系统研究，并给非艺术史专业人士提供接触、理解和使用中国传统图像及其含义的便利，就需要构建一个植根于中国视觉文化特性、聚焦作品题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整理、适用于海内外收藏机构藏品的受控词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艺术图像数据库。
在V&A与OCAT共同主办的“变化的前沿：图像志文献库的过去与现在”对谈活动中，您演讲的题目是“元数据转向：‘中国图像志索引典’的缘起和建构原则”。您认为CIT项目对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有什么帮助？又会为世界艺术史带来哪些新鲜的视角？
张弘星：自20世纪中叶以来，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值得反思。概括地看，它是一个从关心艺术史分期、风格流派形成和演变、作品鉴定、个案研究到关注语境、社会史、视觉文化、物质文化的历史。所有这些研究方向都产生了很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也都陆续被国内引进。无疑，这些著作不断地给国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注入新的生机。
但是如果站在海外汉学家/中国美术史家的角度来看，海外汉学研究在话语体系方面实际上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汉学著作都是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但它们的读者是西方主流文化学术界，其话语体系（从整理原始资料所使用的语汇到讨论议题的设定）又是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虽然许多汉学家的工作目标就是试图批判或打破西方中心的话语系统，但其影响力常常局限于高校，对于主流文化基础设施（比如博物馆的编目规范）的影响则很微弱也很缓慢。
从这个角度看，CIT项目所做的可以说是对文化基础设施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提倡在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资料整理层面走出单一的西方话语系统，使用中文语汇和分类系统对中国艺术作品的题材/母题及其含义进行描述和分类。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引起海内外中国美术史学者对学科的基础设施和范式问题及其历史的足够关注，使更多人来参与这项事业。
在研讨会上，您邀请了三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文献库——瓦尔堡研究院文献图片库、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艺术索引中心与荷兰图像志分类系统及文化史图像数据库——的负责人分别予以介绍与交流。您特别强调了CIT团队与荷兰文化史图像数据库（Arkyves）主编与设计者的协作关系，为何您最终选择与他们进行合作，Arkyves予以您最重要的启发是什么？
张弘星：CIT项目决定与荷兰Arkyves团队合作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