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欽明：母親王欽明與貴醫之情緣

作者：王韵壹、李英、熊慧卿

我的母親王欽明，1939年入校就讀貴醫，1944年從這裡畢業，從此開始了她一生的從醫經歷。

晚年的母親偶爾會給我們講起當年在貴醫學習的往事，那是戰火紛飛年代的一段歲月，母親的回憶裡卻少有戰爭的殘酷與血腥，多是青年學子的朝氣、友情與求知的渴望。我常被她所提及的老師們所震撼，他們是一代大師級的人物，值得永遠紀念並尊崇。從她每每談起這段往事的神態語氣中，我能強烈地感受到這段求學經歷對她來說是一種自豪、更是一份幸運。

正是這種感受，促使我想把它們記錄下來，母親年事已高，她的記憶有限。於是，我走進貴醫校史館，翻閱資料，嘗試著走近國立貴陽醫學院當年的那段歷史，與其說是幫助母親回憶往事，不如說是完成自己的一次心靈旅程。它不僅是我母親當年的一段求學經歷，也是一個民族的一代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的一種頑強抗爭，一種對自己民族寄予無限希望的努力。

唯有教育，才能興國育人才，不論平時與戰時。

（一）

1937年，是中國人永遠忘不了的一年，盧溝橋發生的“七七”事變，標志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開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曾這樣記述道：“‘七七’變起，平津淪陷，南開於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大部分校舍慘被敵機輪番轟炸焚毀，是為國內教育文化機關之首遭犧牲者。數十年經營的學校毀於一時。”此時，華北已岌岌可危，“整個華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寧靜的書桌”。戰爭已經威脅到中國的教育，尤其是剛剛起步的現代高等教育。

那一年母親從北京慕貞女中高中畢業，考取了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她回山西老家探望父母，然而就在她返京的途中，鐵路被炸斷了，進京的路堵死了，剛剛考上的大學念不成了。大批的人開始逃往后方，一心求學的母親隻好隨著躲避戰亂的人流一路南下，輾轉奔波，她成了流亡學生。

此時，許多志士仁人意識到“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教育是一個國家的希望，尤其對於一個動蕩、混亂、貧瘠又處於戰爭中的中國。南開大學被毀后，教育部命與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合並遷往長沙，稱臨時大學，后復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大。這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一頁。

這一年的夏天，日軍入侵北平，私立北平協和醫學院（現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43歲的熱帶病學專家、留英博士李宗恩，應教育部之邀正在南京商議成立武漢醫學院。不久八·一三淞滬會戰打響，這是中日雙方在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戰斗極為慘烈。李宗恩隨即赴上海組建難民醫院，救助難民與傷兵。當年十月交通恢復后，他即返回協和辭職，離開了他熱愛的實驗室和課堂，奉命南下籌備武漢醫學院。他曾對自己的家人說，一旦協和插上了日本人的旗幟，我即使再熱愛我的專業，也絕不會在日本人手下做事。

由於戰事吃緊，武漢很快也淪為戰區，國民政府決定將醫學院改建在更為安全的西南后方——貴州貴陽。此時李宗恩接受了新的任命——國立貴陽醫學院籌備委員會主任。

貴州以多山著稱，一入貴州，便是望不盡的山嶺巒嶂，走不完的山路，艱險而使人驚懼，這是所有初入貴州的人最先感受的。一些在抗戰期間從淪陷區轉輾去貴州的文人，對此曾有過真切的描述。施蟄存1937年在《西行日記》中這樣記述：“中國之山，皆在黔中，此昔人之言也。車入貴州境后，即終日行崇山峻嶺中，迂回曲折，忽然在危崖之巔，俯瞰深溪，千尋莫止，忽焉在盤谷之中，顧瞻群峰，百計難出。險峨之狀，心目交栗······”正是這樣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一道天然屏障，使得這所在抗戰中誕生的國立醫學院得以在貴陽建立。

（二）

戰時的流亡學生渴望能夠恢復自己的學習，也渴望能夠掌握更多的知識為國效力。國立貴陽醫學院的招生吸引了他們，分設在漢口、重慶、西安、長沙、貴陽等五地的招生處，迅速接收了300多名來自全國二十多省份的流亡學生，他們有的是失學的醫科學生及護士、助產士學生﹔有的是在其他院校就讀的學生。母親考取了這所學校。與她年齡相仿也走入這所學校的還有來自上海的廣東姑娘陳鮇，來自東北的袁佳琴，來自湖北的劉美潮等。日后，她們成了同學，再往后，她們成了終生的好朋友。

當年，去貴州的路雖然艱難，然而，老師們兵分四路，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輾轉數月，安全的把學生們帶到了貴陽。此時，身為貴州省教育廳長的張志韓已經奉命在貴陽找到了臨時校舍即兩廣會館和三聖宮作為暫且安置地，可容納近千人。